1950年，被抓的军统特务罗炳乾，他供出了一名仍然在潜伏的女特务，希望以此能够戴罪立功，于是便假装去接头。接头时，女特务感到不对劲，在拿到假情报后，便快速离开，但是还没走远，就被抓了。
一九五零年，上海刚解放没多久，街面上看着太平，暗地里还藏着不少旧势力的尾巴。
一月二十七日，上海公安抓住一名重点对象。
罗炳乾，军统技术班出身，抗战时在重庆总台、郑州站当报务员，后来进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技术研究室，当上少校技术员，在同行眼里是个“万能谍报员”。解放关头，他没有撤走，而是留在上海，为台湾方面窃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部署、城市要害情报。
进审讯室那刻，这位老特务一点硬气都没露出来，浑身发抖，不停求饶。
说到后来，他抬眼看人，提出自己还能联系上一名潜伏女特务，如果能借此立功，判的时候能不能轻一些。
得到的答复很干脆：国家有法律，坦白从宽，立功可以再从宽，前头犯的事一样要算。
他报出的名字是钮梅波。
多起爆炸案都能查到她的线索，还在筹划暗杀陈毅。
这个名字上报后，马上引起重视，决定利用罗炳乾设局，把人从暗处逼出来。一封电报从上海发出，说手里有一份与陈毅、与即将举行的军民联欢活动有关的“绝密情报”，必须当面交付。
电报出去，电台连着三天没回声。
到了第四天，电台终于回信，同意见面，地点放在外滩边上一条小弄堂。
僵着的时候，一个路人走过，把一张糖纸扔到他脚边。糖纸并不起眼，他顺手捡起，翻到最里层，在角落里看见一个小小的“沪”字。干过情报的人看懂了，对方在变更地点。
“沪”指向南京路“大沪舞厅”。罗炳乾起身往那边走，暗处埋伏的工作人员也跟着换了位置。
舞厅灯光昏暗，烟酒味重，音乐压着人声，最适合遮挡视线。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中年女子出现，妆容浓，动作麻利，把他领到偏角，这就是钮梅波。
纸条在这里交给了她。
纸上是一份“领导人名单”，写着几天后军民联欢大会上将要出现的中共高层名字，只有陈毅是真，其余全是公安机关编出来的假名，舞厅外的增援早已守在门口，只等里面的信号。
多年在这一行里摸爬滚打，她对气氛起了疑心，嘴上只是几句客套，随后催罗炳乾快点离开，说今天不宜久留。
罗炳乾只好从舞厅里慢慢退出来。钮梅波转进后面一间房，门一关，人影就遮住了。
屋里，她迅速换上旗袍，走到床边，掀起床垫，下方露出早就准备好的地道口。
地道窄而阴冷，却能让人从舞厅里不声不响钻走。
床垫重新放好，等公安破门检查，只看到一间空房，把“大沪舞厅”翻了一圈，也没捞到人。
两名巡逻的公安战士注意到了她，一个远远盯着不放，一个掉头回去报告。押回去一对质，罗炳乾一眼就认出，这是电报里约见的钮梅波。
钮梅波被关进提篮桥监狱。
审讯时，她之前的经历被一点点翻出来：抗日战争期间就给侵略者办事，当过汉奸；后来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特务，多次参与爆炸活动，把暗杀陈毅也列进任务。
这次抓捕，对还残留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是一记重击。
罗炳乾因为配合行动，被记作重大立功，照当时法规，量刑可以减轻，有机会免于一死。一九五零年二月六日中午十二时二十五分到下午一点五十三分，台湾空军出动轰炸机，对上海发动空袭。
炸弹几乎都砸向要害目标，杨树浦发电厂挨了十五枚大威力炸弹，全市电力中断四十多个小时。
统计数字写得干巴巴：一千一百四十八人伤亡，一千一百八十间房屋损坏，工厂停工、医院停电、居民摸黑生活。国民党那边喊着“一年准备，两年反攻，三年扫荡，五年成功”，在上海人眼里，就是拿整座城市做靶场。
调查“二六轰炸”的情报来源时，线索又绕回城里。
敌机之所以能对上海重要设施的位置、价值掌握得这么细，靠的是长期渗透和事先摸底，其中就包括罗炳乾在被捕前送出去的那批情报。前脚帮敌人摸清要害，后脚再用抓女特务来求活，这两笔账放在一起，轻重再怎么算也改不了方向。
军法机关把材料摊开，结论很明确：功不抵过。
一九五零年二月七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宣布判决，罗炳乾，死刑，立即执行。这位曾经的“万能谍报员”，到头来连自己的命运都翻不动。
钮梅波继续羁押，案子结束之后，于一九五五年被执行死刑。
上海的灯火一点点稳定下来，人群重新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，这两个人的名字留在档案里，也留在那几年上海人对特务、空袭和清算旧账的记忆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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